出家以后，佛教养我、教我，所以受到打骂委屈，我都不计较。因为，我白吃了寺中的米饭，还能不受教吗？在南京栖霞，在镇江金山、焦山，在常州天 宁等多处参学，受春风、夏雨、秋霜、冬雪的教育中，我默默的学习、静静的长大，总想着：如何报答佛教的恩惠，我不能长期的靠佛教吃饭，我应该对佛教有所贡 献，这是我从小养成的观念。
我曾说过，自许做一个报恩的人，并且发愿：我要给人，不希望人家给我。所以师父志开上人“半碗咸菜”的恩德，让我立下弘法利生的志愿，这就是我 的本性。到台湾来之前，十年丛林寺院关闭的参学生活，我几乎每年都做饭头（煮饭菜）、菜头、水头（担水）等等苦行工作，这许多事不一定是我应该做的，但我 自愿发心承担。我不曾休息过一天，自觉有一点特长，那就是煮饭菜供养大众。其实，最初出家，我也没有什么志愿，只想做一个饭头和尚而已，并不想做一个人家 说的“大师”，我觉得做饭头僧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享受。
度过十年的寺院生活之后，有一个机会，我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。这也是一个贫穷清苦的寺院，寺中有一片农场，我原本就是农家子弟，可以务农为生； 寺院的附近有一所小学，我也很幸运的在里面教书。我想，我做一个出家人，也要有所生产，在社会上，才不会被人讥为是社会的寄生虫，也才不会给人批评是社会的消费分子。我不要靠佛教吃饭，甚至也不靠社会来救济我，我要自力更生、自食其力。
不知道是什么因缘，让我从饭头僧苦行的工作，流浪到台湾来；台湾人的善良、台湾的水米，养育我成长，甚至他们把我当作法师，要我讲经说法。我最初想，所谓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”，讲经说法，与煮饭、烧菜供养大众也是一样，也就没有怎么去分别它，而渐渐走上弘法建寺、安僧度众的道路。坦白说，现在九十岁了，你问我有什么懊悔的事？那就是我不能做到最初想做的饭头僧。
服务度众 不做蕉芽败种
回想初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在中坜圆光寺做“水头”，每天打六百桶的水供应全寺八十人使用；清晨天未亮，就拉车购买常住需要的物品，寺里的扫地、净头、挑担、收租谷、看守山林等行单，我从来没有推辞过。我想，寺里大众对外省来的青年僧侣，应该会有一点好感吧！我自许要有供养心，帮忙人家吃饭，并不希望别人来帮助我。想来，服务大众的人生观就不会辜负自己的一生。
我也曾经想过，我既然出家，就要修行，我既要读书，就要有读书的环境；但我忽然感到，我也没有钱，也没有地，我要如何闭关修行呢？谁来给我地方呢？谁来给我吃饭呢？假如我要读书，谁给我读书的环境呢？
那个时候，也有寺院的护法信徒，说要护持我闭关，让我专心写作文章；我也曾有过念头到灵巖山念佛一生，我也甘愿在禅堂里面打坐终老；但我觉得，假如我闭关修行有成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、东方琉璃世界，那许多供养我的人、给我吃饭的人还在娑婆世界，他们怎么办呢？
想一想，这还是自私自利的行为，不能利益大众，就打消了这种不为别人着想、只为自我成功的念头。融斋法师曾经开示我：“未成佛道，先发心度众，是菩萨发心。”因此，我发愿要做一个菩萨；芝峰法师的一句“不要做焦芽败种”，也让我谨记在心，我不要做佛教的焦芽败种。
人身可贵 不能轻慢虚度
我也有个性格，欢喜在山林里爬上爬下的活动，享受那种遗世独居的超然，与天地同的清净逍遥；住在山里面修行，没有他事，除了早晚殿堂课诵以外，可以说自由自在，也是很惬意。但是我想到，到世间上来，只在山林里自我修行，不能为社会服务，那来到世间上有何意义呢？只住在山林里面，这不是消费世间吗？不能贡献世间，我何必做世间的废人呢？
在佛教里面，不少的人靠赶经忏替人念经收取一些嚫钱（红包）为生，因为讲经不容易，念经比较简单，无所用心就可以获得供养来养活自己。在那个生存不易的大时代，就是我去念经，也还是靠佛吃饭；加上我五音不全，念经就更不是我本来志愿要走的道路了。我想到，人的生命是很可贵的，父母生养了我，让我有机会在世间上做人，要这么样轻易的放过自己的人生吗？
我也看过很多无所事事的出家人，到处云游行脚，我不知道他们的旅费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走来走去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当然也想去旅游参学、扩大见识，但我不能只是要人来帮忙我，他出钱，我去游玩？这样公平吗？
我也看到一些住在小寺庙的人，天天关门，没有事情做，只有初一、十五开个门让信徒进来烧个香，所收的香油钱，也够他维持三餐生活了。但，我能做这样的出家人吗？这不就是如一九五二年时，印顺法师在新竹“台湾佛教讲习会”曾经对我说过的：“修行、修行，假藉这个名义说这句话的人，有时候看似好听， 其实是懒惰的代名词。”我不能用修行的名义，剥削佛教的饭食，假藉修行的名义鬼混一生。我也不甘愿那样的醉生梦死。
生命意义 在于贡献世间
我也在挂念，自己这一生怎么样度过？当然，我想到，生命存在的意义，不能离开大众，不能离开对社会的贡献，否则，只是做一个饭桶或者衣架？那有什么价值呢？
那个时候，常有人问我有没有灰心失志的时候，这我没有感觉过，但前途茫茫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倒是经常有的念头。尤其在台湾，寺院里的厨房工作，大都由女众负责，没有一个青年和尚到厨房里为大众服务，为此，我不能做饭头僧，就引为终身之憾了。其实，所谓修行，难道煮饭、烧菜不是修行吗？那许多苦行的头陀行者，不是修行吗？大家不懂得生活中的修行，所以佛教才与社会脱节啊！
回想佛光山刚开山的时候，设备还非常简陋，但已有不少《觉世旬刊》的读者闻风而来，终于让我有大显身手的机会。那时，信徒都知道，来到山上如果找不到我，大概到厨房里就可以看到我进进出出。
有一年的春节，我在果乐斋炒面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曾有过一个中午就炒了二十锅面的纪录。弟子们也才感觉到，除了做木工、水泥工之外，原来他们的师父也可以下得一碗好面、煮得一盘好菜，而对我赞不绝口。在高雄市担任救国团总干事的张培耕就说过，吃过我煮的一碗面，二十年都不能忘记。我也以此自豪，乐于典座煮饭供养大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