禅佛教

       在菩提达摩将禅佛教从西方(南印度)传人中国之后,经过了两百年安静与稳定的发展,坚定地在这儒家与道家之地生了根。禅的宗旨为:教外别传,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。

       这四句话是由淮说出来的我们无法考据,但它出现的时间是唐朝早期,禅宗开始真正深入中国人心之际。传统上认为禅宗的基础是由菩提达摩建立,但使得禅宗成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和一种伟大精神力量的,则是慧能与他的继承者们。是这些人强调不可依赖文字(即不可依赖智性)而应该直接抓住本心,而这个本心就是真如。

       我想对这四句话作一番分析,借以看出禅宗的本质。当禅宣称“教外别传”时,我们可能会以为禅宗得到了佛教的什么秘传。但这句话的意义只是说不依赖文字或经典,而文字或经典在此处代表着概念,以及概念所代表的一切含义。禅厌恶语言文字与概念,厌恶以它们为基础来作推理。从意识产生之后,我们就过于依赖以推理的方式来了解真如:我们有一种倾向,想把语言文字及观念当作是事实本身,而这种思想方式已经深人我们意识的结构。我们以为我们既已具有了观念与语言文字,我们就表尽了一切体验的内涵i这说明我们把语言文字当成了事实而忽视了体验,以致不能达到那真正构成我们最深体验的东西。

       ——每种真正的宗教都是如此——坚持对真如的直接体验。它要啜饮生命之泉本身,而不仅是听听关于它们的言辞而已。禅者除非亲手白真如之泉舀取水喝,否则不能满足,因为唯有真如之泉的泉水才能为他解渴、Candavyuha sutra(中译本名为《四十华严》)把这个态度表白得很清楚。善财与妙月长者下面一段对话是从中译本第三十二卷录下来的,因为梵文中这一段全缺。

       当年青的求法者善财来到屋主妙月长者那里时,像他在长久而热切的巡礼路程中遇到每个教师时一般问道:“我的心已达到至高无上的开悟,但我仍旧还不知如何才能做到菩萨的生活,请告诉我。”

       当善财感动于妙月长者因清净的般若光明而达到他所称的解脱时,他表示渴望知道是如何达成的。

       妙月长者说:“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在:般若波罗蜜’中,并与它密切相应,他就与这样的解脱面面相对了;因为那时他在所知觉、所了解的一切中都达到自我的实现。”

       善财:“自我的实现是否可由听闻他人谈论‘般若波罗蜜’而得?”

       妙月长者:“不。为什么?因为‘般若波罗蜜’亲自看入一切事物的真理真如。”

       善财:“岂不是思考由听闻而来,对物如的认识是由思考与推理而采,自我的实现则由对物如的认识而来?”

       妙月长者:“并非如此。自我的实现永不能仅从听闻与思考而来。善男子,我要用一个比喻来向你说。细心听着。在一片广大的沙漠中,没有泉没有井。在一个春夏之日,一个旅行者从西向东,他遇到一个从东而来的人,就说:‘我极其干渴,请指示我何处可以找到泉水与阴凉,让我能够喝饮、沐浴、休憩、恢复过来?’从东来的人把这旅客所欲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,这样说:‘再向东走,路会分成两岔,一左一右。你走右边一条,再继续往前,一定会找到清泉与阴凉。’善男子,你想,旅客是否因为听到了关于泉水与阴凉的话,井想只要继续前进就可达到解除他渴热之地,他的焦渴就得解除了呢?”

       善财说:“不,并非如此;因为只有当他按着另一个人的指示,真正到达泉水之处,喝饮它,并在其中沐浴,他才能解除渴热,得到恢复:”

       妙月长者:“善男子,菩萨生活亦复如是。仅是听闻、思想与作智性了解,不能实现任何真理。善男子,沙漠即是生死,从西而东者即是一切有情众生;热是一切混乱,渴是贪欲;从东而来者是佛或菩萨,他住于大智慧之中,而透视一切的真性,以及平等实性;饮清泉解渴除热,意指自己亲身实现真理。“复次,善男子,我要说另一个比喻。设若瞿昙在世间再留一劫,用尽一切精确言辞,用尽一切方法,让众人得知琼汁的荚味与种种妙处,你想世间众生囚听闻佛说琼汁的美好而能亲自尝到它的美好吗?”

       善财:“不,实不。”

       妙月长者:“因为仅只听闻与思考永不能使我们认知‘般若波罗蜜’的真性,”

       善财:“如此,菩萨以何种适切言辞与巧妙说明使众生了解真如?”

       妙月长者:“菩萨对‘般若波罗蜜’的真性之亲知,乃是他们一切言辞之渊源;当他得到了解脱,他就能流露适切的言辞,并巧妙为人说明。”

     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,菩萨处于众生之间,不论所用的是何种适切的言辞与巧妙的方法,都是来自他自己的体验,而不论我们是否愿意相信这些言辞,除非我们亲自在生活中去体验,并使真如的认识来自生活,否则就不能具有真如之见。

       复次,我们在《楞伽经》上读到:“最终的真理(Paramatrha)是由阿罗耶识(Aryavijna)而得的内在体验状态;由于它超越了文字与思辨的领域,因此不是它们所可确切表达的。凡是所能表达者,皆是因果世界之产物。最终的真理超乎我与非我的对立,但语言文字是对立思想的产物。最终的真理即是本心,这本心是不具一切内外形式的。因此,没有任何言辞将心描绘,没有任何分别(思辨)可以将它启示。”

       “分别”一词是我们经常在佛教哲学中见到的;它相当于智性或逻辑推论。依照佛教的观点,A与非A的对立,是来自我们对最终的真理之无知,这个对立即是分别。以分别去看世界,即是卷在生死漩涡中,而只要我们仍旧卷在这漩涡中,就没有解脱,就不能到达涅槃,不能成佛。

       我们会问:“如何能达到这种解脱呢?禅是否达到了?”当我们说我们生活着,意义是谓我们生活于这个二元的与对立的世界。因此,从这个世界解脱,可能会被人认为是离开这个世界,或者,如果可能,用什么方法把它否定。不论是哪一种,都是把我们自己撤出世界之外。如此,我们可以说,解脱就是自我毁灭:佛教教人自我毁灭吗?不了解佛教真义的人往往产生这种解释。

       事实足,这一种解释还不是“解脱”的解释,它未了解到佛教“五分别”的道理。禅宗就是应此而生,确认它的方法是“教外”的(经典之外的),并且“不立文字”(独立于文字之外)。下面一则问答说明了这一点:石霜问道吾、l:“你去世之后,如果有人问我佛教的最终真理是什么,我如何说?”

       道吾未作回答,却唤沙弥。沙弥应诺。道吾说:“壶里添满净水。”然后他沉默片刻,转过来对石霜说:“你刚才问我什么?”石霜又把问题重复一次,于此,道吾站起来走开了。

       石霜是一个聪慧的佛门弟子,就以他的智性悟力所能触及的范围而言,无疑是能够了解佛家教训的。当他向道吾提出佛教的最终真理问题时,他所缺少的乃是不能以禅宗的方法去抓住这真理。道吾对于这个情形了解得十分清楚。如果他想沿着哲学思想的路途为石霜作解释,他当然可以从诸种经典引用章句,而由此进入语言文字的解释。但道吾是一位禅师,他懂得这种解释的无用。因此他叫他的侍者,侍者立即回应。他叫他把水灌到壶里,而这件事就立刻做了。他沉默了片刻,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话要说,没有什么其他的事要做。佛教的最终真理不能越乎此。

       但道吾是个心肠慈善的人,确实是太慈善了,所以他再问石霜问题是什么。然而,石霜还不够聪明,不能看出发生在他眼前的整个事情之意义。于是他又愚笨地把已经回答的问题再问一遍。这时道吾从屋子离开。事实上,这突然的离开,告诉了石霜一切他所要知道的。

       有人会说,这样的回答使得询问者不知所从,因为他还是像原先一样无知,甚至比原先更为无知。但是,哲学的解释或定义是否能作任何更好的回答?它能够使发问者对最终的真理有真正的了悟吗?这可能会使得他的知识更富于辩证性,然而,这个辩证性却不能清除他的疑惑——不能坚定他对佛教的信念。仅是知识的堆积,仅是陈旧概念的储藏,正好扼杀了解脱的可能性。我们太习惯于所谓的解释,而因此以为只要有一个解释,就不再有什么好问的地方。但没有什么解释是更胜于体验的,而真实的体验乃是为达佛境所需的一切。佛教生活的目标乃是在真实的实际中去生活,而不是把生活载满了诸种诸样的解释。

       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禅宗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,德山有一次说:“问亦错,不问亦错。”这等于说:“或左或右——这是问题。”这个疑问行为,确实是从人类的意识存在以来就与人类福祸相关的。

       一个和尚从僧众中出来,依照弟子请问之礼,在德山面前鞠躬。但德山未等他直起身子就打了下去。这个和尚自然不了解德山的意思,便抗议道:“师父,我刚刚鞠躬,你为什么就打?”德山答道:“用不着等你说话。”

       从所谓的“宗教”观点来看,这里面找不出什么意义,或者说,从那个观点来看,这则问答中没有虔诚、信仰、恩宠、爱等。如此则禅的宗教性在何处?这个问题我并不想在此处讨论。我只希望说明,佛教(包括禅宗以及佛教所有的其他宗派)具有一套不同的表达方式,使它的追随者依据他们的心理,以及他们的思考与感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精神体验。

       现在我们要看看第三句和第四句“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。什么是“心”、“性”、“佛”?“心”并不是指我们日常行思考作用的心、依照逻辑定律思考的心、或心理学家所描绘的那种有种种感觉、情感的心,而是在所有这些情感与思想之下作为其基础的心。这个心是唯心——作为《楞伽经》之主题的那个心。这个心也称之为“性”、“真如”,是作为一切基础的东西。心可以说是当我们在心理上对思想与感觉的主体向深处挖掘时,最后到达的底层,而“性”则是我们的本体认识所能够认识的界域。本体认识的界域亦是心理认识的界域,反之亦然;因为当我们到达其一,就发现我们也在另一之中。两者只是起点不同;其一向内,其二向外,而最后却会到达相同点。当我们见到了心,就见到了性;当我们领悟了性,也就领悟了心;它们是同一的。

       那彻悟心的人,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与性完美相合,这样的人就是佛——“觉悟者”。佛乃是性的人身表现。如此我们可以说,性、心、佛只不过是不同的表示法,当我们从不同的立场来指明这同一件事情时,我们就用了不同的名词。而禅宗在它四句话里所表明的理想,乃是直接去抓住真如,而不要用任何智性、德行、仪式或其他作为媒介。

       对于真如的这种直接掌握乃是般若的觉悟(般若可译之为trascendental visdom,超越智慧)。已经觉醒或到达的般若,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这个超越智慧可以将我们关于精神生活的一切疑问尽行解答。因此,智慧并非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智性,它超越了一切的思辨。它不是分析性的推理,它不是一步一步推论的,它超越矛盾冲突与相互对立的深谷。因此波罗蜜多意为“到彼岸”。

       由于般若觉悟是越过智性的死巷,因此它是一种意志的行为。然而由于它是见性功夫,因此有着智性成分。般若既是意志又是直观。这乃是何以禅宗与意志力的培养密切相关的原因。断然斩却无明与分别,不是容易的事;除非穷尽意志之力,永不可能达到。将伸出在深渊之上的唯一枝条——智性——放手,任自己堕入自己认为的无底深渊——这对一个欲探心之深度的人岂不需极大的努力才能做到?当有人在桥上向一个禅僧问禅河之深度时,他立刻抓住发问的人要丢到湍流之中——倘若不是有人匆忙为他求情。这位禅僧所要做的是叫发问者自己投进去,用他自己的尺去测量它的深度。扑跃是得自己去做的;他人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,乃是让当事者认识这种帮助的无用。从这方面来说,禅是粗厉而无情的,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。

       这个要把人丢到河里去的禅僧是临济的一个弟子(定上座),而临济则是中国唐朝最伟大的一位禅师。这位禅僧在还没有领悟禅的道理时,曾问临济什么是佛教的最终真理,临济从他的座位上走下来,抓着这个和尚的脖子,叫道:“你说!你说!”这个刚刚学禅的和尚在被临济抓住脖子猛力摇撼,并叫他快说之际,会何等困惑啊!他要听临济“说”,不是他“说”。他从没有想象到他的师父会如此“直接”,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他站在那里好像失魂了一般。

       由于其他和尚的提醒,他才给禅师行礼,而这时他才突然领悟到经典的意义以及“说”的意义。即使你所得到的是一个知性的解释,对这个解释的领悟也是内在的成长,而不是外在的添加。禅的领悟便是如此。因之整个禅宗的基本就是在指向内在体验的自我成熟。那些习惯于智性训练,或道德说服,或虔诚的仪式的人,会觉得禅宗中有某些特异之处,是违反他们期望的。但这正是禅在整个宗教历史中独特的地方。自从马祖道一与石头希迁在唐代把禅宗的特点充分建立起来后,禅宗就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。

       其基本的观念是进人事物的本身之内,从而了解它。为了解一件事物,我们一般所做的,是从外面去描绘它,是从客观的立场去论说它,如哲学家所为,并且尽可能从各种观察角度去运用这种方法,只是不用内在的同化合一。客观方法是智性的方法,在实用方面是有其必要的。但我们不可忘记,另有一种唯一的方法,可以使我们得到有效而充分满足的领悟。这个方法就是禅宗的方法。

       下面举几个例子,来说明禅宗了解佛教的方法。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派别,除了大乘佛教所一般接受的哲学之外,并没有特别的哲学。使得禅如此特殊的是它的方法,这是禅对于生命与真理的态度必然生长出来的果实。

       潭州招提慧朗(738—824)想了解禅,去见马祖,马祖问道:“你来何求?”“我想求得佛的知见。”“佛无知见;知见属于魔界。”

       由于慧朗不了解这句话的意义,马祖就叫他去见当时的禅宗大师石头希迁,因为马祖认为石头会启悟这个求知的和尚。慧朗见到石头,就问:“如何是佛?”石头道:“汝无佛性。”慧朗说:“动物有没有佛性?”“有。”“那为什么我没有呢?”——这可以说是极端困惑的人自然的问题。“因为你不肯承当。”

       据说,慧朗的心就这般被石头与马祖打开了。

       从表面上看来,这些禅师的话似乎并没有什么道理。知识为什么属于魔界?依照佛教哲学,一切众生本都具有佛性,并因此而以达到佛境为其目的的,现在这个和尚却为什么没有佛性呢?然而,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佛,或我们所有的人都秉具佛性,这是一个事实陈述,而不是由逻辑推理所产生的结论。事实在先,推理于后,而不是推理在先,事实于后。既然如此,则禅师所希望于其弟子的,乃是他们亲自与事实本身接触,而后——如果他们愿意——依照他们的体验,建立任何他们认为合宜的哲学体系。

       另一位禅师——长沙兴国寺振朗禅师——去见石头,问道:“什么是祖师西来意?”(这是中国早期禅宗史中常常提出的问题,其意义等于“什么是佛教真理”。)

       石头说:“去问那边的柱子。”

       振朗说:“我不懂。”

       石头说:“我更不懂。”

       最后这一句话使振朗俄然省悟。

       关于无知者的例子,我们再举一两个。

       有一次,石头见药山静坐,便问道:“你在做什么?”

       药山答:“什么也不做。”“这么就闲坐了。”“闲坐就有所做。”“你说你什么都不做,你不做个什么?”石头进一步逼问。“古圣人也说不出来。”

       石头希迁(700—790)是慧能的年青弟子之一,而在青原行思的接引下完成他的开悟。有一次,他的弟子道悟问他:“慧能的意旨什么人得到?“了解佛法的人。”“你得到没有?”“我不了解佛法。”

       禅宗的妙异之处就在于了解佛法的人不了解佛法,而不了解佛法的人了解佛法了——这确实是贯穿整个禅宗史令人大感有趣的地方。“如何是佛法大意?“只有得到它,才能知道。”“更向上行还有转处没有?”“长空无限,任白云飞翔。”

       从较为理性的观点来说,我可以这样解释,佛教教育我们,一切东西在原来的样子都是好的;但人一旦走出来看它是否正好,这就犯了错,而这个错带来了一连串的否定与肯定,于是他得从内在去寻求平和。就艾克哈特来说,每个早晨都是“美好的早晨”,每一日都是至福日。这是我们个人的体验。当我们得救了,我们知道那是什么。然而,当我们没有得救,不论你问多少遍,拯救仍旧是不会来——用这种方式它永远都不会来。

       和尚问石头:“如何是解脱?”

       石头说:“谁缚你来?”

       和尚又问:“如何是净士?

       石头说:“谁弄脏你?”“如何是涅槃?”“谁将生死给你?”心、性、佛或佛性—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表达同一个观念,即大肯定。禅想把这个大肯定带给我们。